城镇化建设六种路经依赖制约创新 如何摆脱是关键

新年伊始,克强总理来到深圳,参观了深圳创客空间,见证首家互联网银行第一笔贷款,在华为谈到了“没有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就无从依附”。这些可以说是新年伊始总理到深圳打出的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的背后,到底要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三家企业的共同特点都是民企和创新,这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型城镇化重要的动力也来自于创新。我们现在需要盘点一下,是哪些因素在制约城镇化中的创新。

2013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由此开启了服务业发展的新时代。也有机构预测,2016年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超过50%,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持久且深远的影响。

既然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城镇化的发展将离不开服务业的助力。新一届领导人对服务业的发展给与了极大的关注,从国办发〔2013〕96号文,到财综[2014]96号文,正在一步步在把政府购买服务这件事情做实。这体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通过政府采购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逻辑。

服务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承载着中国国家创新的使命,这个命题还是少见有人论及。我们看看微笑曲线,制造业处于微小曲线的底端,而服务业都处于微笑曲线的高端,尤其是金融、营销、设计和创意类。中国的服务业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服务业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发展壮大,才可能真正产生更多的创意、设计服务,才能使得我国的传统制造业腾飞,实现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飞跃,这也许是华为等民营制造类企业要承担的使命。

虽然目前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目录看起来还是有些保守,还是成本节约的味道比较浓,也许这正是财政部门的智慧,更多创意性的,创新的政府采购服务目录应该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己来制定。我们注意到中财综[2014]96号文中明确要求及时修改目录。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如果能够多一些创新,多一些创新服务项目的加入,必将极大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创新。有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于产生一些国际级制造企业也许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这就像中国的乒乓球,由于基数的庞大,想不拿冠军都难。

创客空间又把我们引到了创新2.0模式,创新2.0和传统的以企业、技术和产品为导向的模式相比,创新2.0模式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作为舞台、提倡共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是用户参与的创新。 在现实经济中,像华为类传统的创新模式与创新2.0模式往往是伴生的,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并存发展着的。在创新2.0的模式下,也许就没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划分,因为创客们的生产和服务难于严格分离,这正是服务业的特点。总理在创客空间反复提“全民创新,万众创业”,并表示不要小看这些小创新,今天是个小公司,明天就是个大企业。

创新是大的企业还是小企业更好,似乎没有定论,但是在创新2.0模式下,是鼓励小企业创新的。小微企业创新和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总理为微众银行见证第一笔贷款业务,希望通过互联网金融倒逼传统金融改革,共同实现‘普惠金融’,解决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题,这是通过支持和推动民间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的双赢的重要举措。

总书记和总理都在推动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对地方政府来说,这里面有习惯的力量的在作祟,也就是学术界常说的路径依赖。荣邦瑞明团队透过十几年城镇化建设投融资的经验和最近几年对国家新的政策的观察分析,总结出六种路径依赖制约城镇化的创新和转型。

城镇化中的路径依赖

这些年在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层面有六种路径依赖,一是成本导向的路径依赖,二是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三是对投资的依赖,四是对央企的依赖,五是对大企业的依赖,六是对工业的依赖。

对成本导向的路径依赖,是政府这种组织的思维惰性。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政府管理思维在各行各业中都有体现,尤其在城镇化中,成本思维更是严重。成本思维是无过失思维,或者说是局部无过失思维,其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尤其是单个项目或单笔交易的成本最小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不仅仅要管理,更要进行经营,需要统筹规划,局部成本最小化可能带来的是整个城市系统的劣化,进而严重的导致系统的崩盘,这方面的很多见解都在我与荣邦瑞明同事所著的《政企合作——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中有论述,这里不展开。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个已成定论,主要是财政收入,政府融资及还款来源都建立在土地收入的基础上。其实在我们看来,土地财政并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根本的问题在于土地过度开发和在开发过程中不集约和不经济,主要体现在在开发时序的错误导致的土地资源没有发挥应该有的价值,从而容易导致系统性城市风险。

对投资的依赖。中国GDP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相对不合理,这与中国处于城镇化的过程有关,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已经度过了这样的阶段,没有办法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评价我们的投资比例的高低。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居民需要改善住房条件,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基础设施条件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我这里强调的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是政府对投资拉动gdp的依赖,这里强调的是投资需要回归理性。

对央企和国企的过度依赖。对央企和国企的依赖,与中国2008年后国进民退的大的思潮有关,地方政府形成了与央企合作的安全心理诉求,这是其一。其二是地方政府看重央企全产业链的能力,希望国企能够在地方落户相关企业,并带动产业链条的发展。三是从成本角度考虑,这主要体现在地方平台公司的发展上,地方平台公司融资规模的增加和地方平台公司直接参与城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基建成本。

对大企业的依赖。这是一种惰性思维,城镇化中这些年一直有一种理论指导实践,龙头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这个说起来是没有错的,但是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些年各种生产性企业大企业和名企业在全国的圈地运动。打着产业的旗号,干的是房地产开发的事。

对工业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可在地方政府中,真正形成经验和操作惯例的,大都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三来一补,开发区建设和园区的建设等。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正赶上发达国家产加工业转移的机遇,因此由人口红利产生的加工业成本优势成了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因此很多区域的领导思维还没有改变。

这六种路径依赖包括思维层面和行动层面两部分,也就是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导致了路径依赖。

打破依赖创造城镇化新动力

城镇化转型和创新,关键要摆脱路径依赖,打破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实现产业的创新和投融资方式的创新。创新一般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这里技术创新用的是“类熊彼特”的定义,含有产品的创新和服务的创新含义。

关于打破思维依赖,最大的思维转变应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很多城市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确实还存在对政府依赖症和如何利用市场力量方面的不适应症问题。打破依赖,至少要迅速进入新常态,要让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让服务业成为经济成长中重要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变和调整城镇化的投资思路。城市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较色。

关于打破行为依赖,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文件,从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全面进行创新,试图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新包括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央制定了相关规定,中央政府提出依法治国,在符合大的改革精神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要加强改革立法,大胆创新,只有中央层面的创新是解决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一问题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关键是要去掉各种制约市场发挥作用的束缚,铲平阻挡市场发挥力量的羁绊。

最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这既含有投融资模式的创新在里面,也有改善政府管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在里面。比如道路照明的供给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是政府,如果沿用传统的照明方式,政府每年的运营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采用新的照明方式,需要更新照明设备,这就需要一笔新的投资。南通市就把这个投资变成了ppp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在政府不投入一个分钱的情况下,财政每年少支出几十万的电费,同时为社会节约了大量的能源,可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一个私人产品相对丰富和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传统供给方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少领域的公共服务存在质量效率不高、规模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这个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公共服务的支出供给方式的转变,也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仅是经济成本效益的考量,这带动了企业创新行为,企业可以通过创新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政府的刚性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因此政府及时推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将极大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和引导有效需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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